一滴泪落下，到底得多久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母亲滴下那颗泪，用了整整20年。

母亲出身贫寒，姊妹很多，为了让生活能好些，她千里迢迢嫁给了远在新疆农场干活的父亲。但生活却并没料想的那般好，随着哥哥和我的相继降世，家里的生活更加艰难了。我刚满月时，母亲发现我对光线反应特别迟缓，眼球上长了一层浑浊的白膜。焦急的母亲领我到医院仔细检查，医生告知这是重性白内障，由于是先天性的，能否治愈不好定论。

这样的诊断结果让母亲不知所措。为了给我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，1985年冬天，我们全家又迁回了胶东老家，唯一的家当是一个木制的大板箱。父母还是继续靠种地为生，日子依旧不宽裕。我5岁那年，母亲用全部积蓄，给我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，但效果不是很理想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得不戴上了一副一千多度的眼镜。远远望去，宽大的厚眼镜压在我的小脸上，极不协调。

1998年冬天，家里发生了一场灾难，我那善良的父亲因抢救落入水中的邻居父子，不幸身亡。父亲的突然离去，让我们这个家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。母亲显然一时无法承受这中年丧偶的沉重打击，她呆呆地坐在板凳上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

父亲撒手而去，我家生活顿时陷于步履维艰的境地。为了挣钱，母亲发疯似的干活。夏天，顶着烈日，她帮助人家修理果树；冬天，她上山采过草药，最后她终于劳累得病倒在床。

为了让我全心读书，母亲不得不让正准备高考的哥哥辍学。母亲哽咽着对哥哥说：“儿子，妈对不住你，希望你理解妈的难处。”哥哥哭了，18岁的大小伙子趴在母亲的肩头，一个劲儿地抽噎着，苦难让他懂得了牺牲和责任。

哥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若一路坚持走下去，肯定会有很好的前途。我哭着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还是让我退学吧，哥哥学习那么好，辍学实在可惜，我的眼睛有病，考上了学也没大指望，还是让哥哥去念书，我来帮你一起养着家。”母亲听了我的这些话，低声对我说：“你还是别争了，这个家只能牺牲你哥哥，你也要始终牢记，你是一个残疾孩子，只有勤奋学习，将来才能生存。”

哥哥站在一旁，语气坚决地说：“弟弟，你一定要努力上进，让哥来给你铺路。”

亲人们的话，顿时让我热泪狂淌。

因为我读书的缘故，家里慢慢有了外债。为了凑齐500元钱的学费，母亲硬着头皮登了大伯家的门。大伯母明白母亲的来意后，张口就说：“城里上班的儿子单位最近要集资了，这钱不能外借，你还是另想想办法吧。”母亲无奈地又去了在镇办工厂上班的小舅家。小舅倒是很爽快地掏出了钱。而一旁的小舅妈却赶紧拿出了纸和笔，说什么也要让母亲立下个借条：“亲姊妹也要明算账，现在很时兴这个的。”母亲一笔一画地写下了那张字据，回来告诉我这一切时，她的眼睛里满是哀愁。

日子就这样缓缓走过，母亲实在拉不动生活的纤绳了，她选择了第二次嫁人。我们默认了母亲的这种选择。一个大母亲5岁的男人走进了这个贫困的家。

继父也是一个憨厚朴实的人，有过一段不幸的经历，他很珍惜和母亲的这段缘分。我们家的简陋和家境的困难没有吓住继父，他欣然分担了母亲的重担，并与母亲一起种上了十几亩的庄稼，还把哥哥送到了城里的一个家电专卖店打工。我们家的生活慢慢有了起色，债务也越来越少。母亲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。

那年八月，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让我们这旮旯山村沸腾了，我这个不起眼的残疾盲孩被浙江大学录取了！我一下子成了全村最抢眼的人物，家长们都把我视为榜样，教育孩子要向我学习，希望将来与我一样有出息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破天荒地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还买回了一瓶白酒。我们一家四口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。滴酒不沾的母亲第一次破了例，喝了满满两大杯，边喝泪水边往外淌，多年压在她心中的苦和累一泻而出。最后她终于禁不住号啕大哭了起来。我站起来，扶住了母亲抽动的双肩，也一起落泪。我知道，母亲的那些眼泪，在她心头，已经整整忍了二十年。